言利，是因为不必言利，君子的收入，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若将其视为正当，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

“有田地，有佃农，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由此，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都不必也不愿言利，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而是宏愿，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

“但买活军这里，是将地主、佃农视作剥削，既然叫做剥削，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既然如此，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讲究‘按劳付酬’，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从劳动中来。”

这说得有些玄乎了，冯犹龙半懂不懂，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叶仲韶便接口道，“其实便是一点，买活军这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凡是劳动，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譬如说，在国朝，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若是清官，那便只能穷死。”

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国朝做官，的确是非贪不可，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是以，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国朝以为，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沈君庸道，“但除了做官之外，不论是为幕、经商、开课，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仔细想想，最体面的读书人，唯独以耕读为业，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而是叫佃农去耕。于是读书人的书，读完了之后，若是不能做官，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也——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便是田地的租子。”

“这在买活军看来，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且不说剥削不剥削，如此一来，读书便始终是小部分人的事，因为一个正直的人，读书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他能读书便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正直的事，为他夺取到了足够的田地来给他继承。这么说来，读书若不是一个强盗要读了书，考上科举去做恶事，要么便是一个强盗的后代，用抢劫来的财产，供着自己去读书，以便能够抢劫到更多的土地喽？”

“读书，无非是强盗们的自我标榜而已——虽然买活军的课本是没有这样说，但你若是细品了他们的教材，所读到的便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一点天如是写得很清楚的——你还没看到报纸吧，这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