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在明朝这样的等级森严的环境，章子俊可能自己还不觉得，其实早就沾染上了一些官老爷的架子。每天有一大帮人围着

Ｍ.自己转，这种“享受”只要尝过了，再难舍去。哪怕你装作很随意，平易近人，待人和声和气，可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官威，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上个茅房还有人给擦屁屁。

好在章子俊有自觉，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穿衣**，自己动手吃饭，自己上茅房，可是在古代整理头发，梳头，打洗脸水，泡茶，整理房间这些全有雅琴代劳了，要不然会让人看成**。

很明显，眼前这位县令就是在糊稀泥，再说了本案原本就是焦贵使坏强抢“民女”引起的，加上明朝就是人治社会，官员之间相互照应就是为官之道，像焦贵这样的混混地位低下，杀死一二个还不至于能把章子俊怎么样，人命**如草啊。

既然人家这样看重自己，章子俊也不得不拿出点好处出来，这位县令在邳州已经任了五年的县令，答应往上调调，等去南京后，给工部推荐一下，或是给曹衡修书，活动活动关系就成。这种人脉关系是相互的，当初在南京曹衡处结识了许多人，有大理寺卿周源、刑部右侍郎林鹗、礼部右侍郎雷复、都察院事吴琛、兵部尚书原杰、吏部尚书崔恭、刑部尚书周瑄等，还有底下的小虾小鱼。

在邳州，又是几场酒宴，在古代官场上，公务接待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体系里的潜规则。古代官员不搞实业，不搞投资，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那么，这笔“招待费”该从哪出呢？说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杂税，“取之于民”。根据《萍州可谈》记载，北宋监司的办事处设在杭州。监司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为了安顿这些中央特派员，杭州地方**专门安排一名副职负责接待这些监司。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就负责过接待工作。不过，苏东坡的酒量有点糟糕，为了让上级领导开心，苏东坡往往会喝得酩酊大醉。长久之下，苏东坡身心俱疲，发牢骚说这个差事真是“酒食地狱”。

官场的权力分配，要遵守一种基本原则，那就是：上级对下属的考核和监察。

不是每个下属都办事得当，因此许多屈居人下的官员想到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讨好乃至逢迎上级。久而久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下级官员的“分内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务接待，成了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

比如在景泰年间，浙江有个政绩不错的县官，省级的领导对县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