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

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单独问对。

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潜规则”，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和朱由榔本人之间，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这就是所谓“威望”带来的特殊权利了。

有句话说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

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效益，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又在一系列**运动中，取得了超然的权威，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哪怕没有盖上国玺，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

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所公认的那样。

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今天子所作所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

事实上，朱由榔本人，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乃是**大于阶级矛盾，所以顺军、西军，江南士绅，郑氏海寇，两广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之下的利益冲突，正在集中涌现。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

比如，首都问题。

看似只是关于南京、北京之争，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

因为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