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创伤平复，整个江南的经济都逐渐恢复到崇祯年间水准。

新政在江南地区铺开的同时，洋务院先后于福建、浙江、南直新设市舶司，到了现在，整个明廷控制区域内，已经有了十三个市舶司开港，内外贸易量也达到了峰值，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继续扩大了，典型就是随着浙闽直三省开海，广州港的吞吐量都已经开始下降了。

于是，大量两广、湖广、福建商人行会瞧准了机会，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尚还没有得到开发的浙直沿海地区。

反而是浙直本地士绅们慢了一拍，以宁波市舶司土地租赁拍卖数据来看，市舶司抛售的第一批三千三百亩土地中，湖广籍商人拿下一千多亩，两广、福建商人分别拿下数百亩，海务公司占了四百多亩，作为本地势力的浙江商人，竟然只占据不到八百亩的份额。

接着，朝廷度田令下达之后，浙直本土士绅受到更大压力。

这年头科举考试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许多科举无望的士子，在听说朝廷可以直接考核任职后，当即放弃继续科考，参与官员考核。

经过基本考核之后，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文化水平过得去，就会经过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派来的官员，短期培训后，分为各个巡视组，前往基层参加度田和新政推行的执行与监督工作。

沈平鸿就是其一，考完七日后放榜，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名列榜上，只是名次有点低，全省倒数十七名。但这毕竟是举人啊，还是让他大为惊喜，身边同学友人纷纷前来祝贺，在封建时代，中了举人，就算正式步入士绅阶层了。

这也是沈平鸿的幸运，其实按照他的八股水平，在浙江这种大佬边地的地方，大概率是中不了的，但当时阅卷的主考由总督陈邦彦、布政使李新（原广东布政使），按察使常延龄，杭州知府顾炎武带着精干官员，一起组成。

很显然，除了常延龄外，其余都是昔日肇庆旧臣，是新政派的骨干力量，本来沈平鸿因为经义水平一般，时应当刷下去的，但后面顾炎武看到了他的策论，觉得写得非常精彩。

也许当时沈平鸿已经觉得自己上榜无缘，干脆放飞自我，将心中所想全部袒露出来。

文中，他首先对于这个题目就提出了反驳，认为一个知县，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从整个朝廷的视野来部署。

浙直农民并不是不愿意种粮食，事实上，这个年头的粮食还远没有富裕到可以大量商品化的地步，之所以多种桑田，其实归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