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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半途，苏乙让吉米停车，然后下车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刘建明的。

“你之前和玛丽见面，你们两个有没有提到过我？”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有。”电话那头，刘建明想了想，肯定地回答道。

“还记得你们七个第一次做事的地方吗？”苏乙沉默片刻后道。

“记得，继哥。”刘建明道。

“现在出发，你自己一个人来，带着枪，到这里等我。”

“……出什么事了，继哥？”

“来了再说。”

挂了电话，苏乙又打给另一个人。

“喂？是我。”

“不是说过，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苏乙报上了地址，道：“快点过来，有好戏。”

“精彩吗？”电话那头问道。

“非常精彩。”苏乙笑道，“你也有份出镜哦。”

“看来是不容错过？”那头调侃。

“不来一定会后悔。”苏乙道。

挂了电话后，苏乙闭上眼睛，把整件事在自己的脑子里又梳理了一遍，这才回到了车上。

“去大澳。”苏乙笑着对开车的吉米道。

“好。”吉米没有多问，立刻发动汽车。

“阿信，把收音机打开。”苏乙吩咐。

“好啊继哥。”阿信照做。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个政论访谈节目，是一位民主学者的访谈。

“吉米，慢慢开。”苏乙道。

“好啊。”吉米回应一声，放慢了速度。

苏乙靠在椅背上，听着收音机。

距离大澳的路还很远，而这个争论访谈节目，也又臭又长。

这位所谓的民主学者先是对《人权法案条例》一阵歌功颂德，鼓吹人权民主的好处。

继而谈到了港督最近几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亦不乏溢美之词。

首先，他谈到了国籍政策放宽，以及废除死刑（注1），他认为死刑是对人权最大的践踏，废除死刑，应该是每个文明社会都应该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