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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糖尿病”的线索入手，便会发现曹丕的异常行为，或与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有关。

此类病症的并发症多样，除了生理方面的口渴、多尿、代谢紊乱之外，还会影响心理状况。

西医学表明，在胰岛素不足、血糖浓度升高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神经兴奋而引发情绪异常。

这一猜想的佐证，便是曹丕对政敌的处理手段，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黄初初年的曹丕，对待政敌相对温和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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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发展，他对政敌的处理方式越发残忍；

到了黄初末年，连曾与曹丕有小小龃龉的曹洪，都被下狱论死，险些罹难。

曹丕继位之初（220），表现得相对宽仁，仅处死了曹植的铁杆党羽丁仪兄弟，而曹植集团的其余成员则被放过，杨俊（曹植心腹之一）等人甚至可以担任南阳太守一类的要职。

（杨）俊虽并论文帝（曹丕）、临菑（曹植）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魏书杨俊传》

而到了黄初三年（222），曹丕突然杀心大作，在巡幸南阳时借口“巿不丰乐”将杨俊下狱。

杨俊的同乡司马懿作为“太子四友”，向曹丕“叩头流血”而未获应允，最终杨俊被迫自裁。

到了黄初七年（226），曹丕行事愈发暴虐，于正月将宗室曹洪下狱，理由仅仅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曹丕少年时代曾“假求不称”（借钱不获）。

当时曹洪已经“自分必死”，在郭皇后、卞太后的轮番哭泣哀告之下，才幸免遇害。

按《晋书》，曹洪此番虽然苟全性命，但亦被“废为庶民”，在明帝继位后才得到重新启用。

（黄初）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晋书天文志》x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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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226），曹丕又以“指鹿作马”为借口将重臣鲍勋下狱。

廷尉三官（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判决鲍勋“罚金二斤”，忤逆了曹丕旨意，又被一并收监。

（文帝）诏曰：“（鲍）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駮：“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魏书鲍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