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是属于列宁**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也就是**的报纸，而《列宁格勒**报》，则是隶属于列宁格勒**的地方性机关报，人家这份报纸上要宣传报告列宁格勒战役期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谁还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啊？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旨在介绍英雄人物的报道中，竟然能够找到费比舍恩科的名字，尽管报告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英雄事迹，只是罗列出来的名单中，出现了他的名字，属于并不起眼，一个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但这篇报道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就像维克托此前考虑的那样，如今，费比舍恩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案件了，它已经成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问题，纠缠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各自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以高检、高法为代表的司法界，是将这件事当做了法制理论投射到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他们需要让费比舍恩科为他在战前的罪行埋单，否则的话，法制的观念就体现不出来，甚至是无从谈起。

军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逐渐登上舞台，并开始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集团，也要借这一事件发出声音，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不希望继续受到了类似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种部门的监督、限制。

日丹诺夫的列宁格勒派，希望借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去，为库兹涅佐夫的任职，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日丹诺夫借此举来拉拢军方的可能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没事人，他们当然更希望“费比舍恩科事件”搞个一地鸡毛的局面，如果高检和高法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个好的结果来，那他们又凭什么举起法制的棋子，去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难道军队的人有权力逃脱法律的制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没有权力不依靠法律，却制裁那些应该接受制裁的人吗？

至于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说实话，维克托也想做个旁观者，但显然他是做不到了，因为对“格斯滕麦尔事件”的调查，直接涉及到了这个费比舍恩科，如果不把这个人审查清楚，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

所以，捋一捋这个关系的话，如今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真是与高检、高法站到了一个战壕里，而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军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宁格勒派，甚至还要加上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

这次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