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和同伴们已经安全登陆；时而，我又不由自主地希望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阻止尼德·兰的计划的实施。我就这样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

我两次来到客厅，想看看罗盘，希望知道鹦鹉螺号是在靠近海岸，还是远离海岸。它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海岸，而始终还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北上。

这样看来，只能拿定主意，准备逃走。我的行李不重，只有一点笔记。

至于尼摩艇长嘛，我在想，他会如何看待我们的逃离，他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担忧，遇到什么麻烦？如果我们的逃跑计划被泄露或失败了，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当然，我没有什么可埋怨他的；相反，应该感激他，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坦诚、好客。我离他而去，也不能说是忘恩负义，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誓约。他是诉诸武力，而不是凭借我们的誓言，永远把我们留在他身边的。但是，那种公开承认的、把我们永远囚禁在潜艇上的奢望足以为我们种种逃跑的企图开脱。

自我们一起游览桑托林岛以来，我没有再见到艇长。在我们离开之前，是否会碰巧遇见他？我既想又怕。我侧耳倾听，是否能听到他在我隔壁的房间里走动。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他大概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于是，我终于暗自思忖，这个怪人不会不在潜艇上吧。自从小艇为了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而离开鹦鹉螺号的那个夜晚，我对他的看法略微有所改变。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我想，他可能与陆地仍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难道他从不离开鹦鹉螺号？那么，怎么会常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做些什么呢？当我认为他在犯愤世嫉俗的毛病时，他难道不会在远处做某种迄今我不知其性质的秘密勾当吗？

所有这些想法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念头同时纠缠着我。鉴于我们所处的特殊情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没完没了。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不安。我觉得，这一天的等待就像是永恒。我心急如焚，嫌时间过得太慢。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晚餐。我忧心忡忡，毫无食欲。七点，我离开餐桌，距离我同尼德·兰和龚赛伊汇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我得一分一分地数着度过这段时间。我更加焦急不安，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想借此来平静内心的焦虑。想到我们可能会死于这次卤莽的行动时，我倒并不怎么难受。但是，想到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我们的计划就被发现，我们重新被押解到怒不可遏甚或因为我背信弃义而痛苦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