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回答说，“我是多家医院的大夫和住院医生。在去博物馆工作之前，我曾经行医多年。”

“很好，先生。”

显然，尼摩艇长很满意我的回答。但是，由于我不明白他提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因此我等着他提新的问题，以便相机酌情回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艇长又问我说，“您愿意给我的一名船员治病吗？”

“您这儿有病人？”

“是的。”

“我这就跟您去。”

“请吧。”

我得承认，我的心跳得很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船员的病与昨晚发生的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昨天夜里的事至少跟这个病人一样使我不安。

尼摩艇长领我来到鹦鹉螺号艉部，把我带进了位于水手舱隔壁的一间房舱。

在这间房舱里，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外表看十分刚毅，一个地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我俯身看他。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还有伤。他的脑袋缠着血迹斑斑的棉布，靠在两个枕头上。我给他解开绷带。这位伤员用他那双目光呆滞的大眼睛看着我，但没有拒绝，也没有呻吟。

伤口非常怕人，头盖骨已经被钝器砸碎，脑髓**在外，脑质受到了深度擦伤，流出的鲜血已经凝结成血块，溢出物色如酒渣。他的脑子不但受了震荡，而且还受了挫伤。病人呼吸缓慢，时不时的痉挛使他脸部的肌肉扭曲，典型的脑炎症状，感觉和动作越来越麻痹。

我给这位负伤的船员号脉。脉搏时有时无，肢体冰凉，我看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无法救治。包扎好这个不幸的船员之后，我还为他调整了一下他头上的绷带，然后转身问尼摩艇长说：

“他是怎么受伤的？”

“这无关紧要！”艇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鹦鹉螺号的一次碰撞，震断了一根操纵杆，正好砸在这名船员的头上。您觉得他的伤势如何？”

我迟疑不语。

“您尽管说，”艇长对我说道，“他听不懂法语。”

我最后看了一眼生命垂危的船员，然后回答说：

“他最多只能活两个小时。”

“无法救治了？”

“毫无办法！”

尼摩艇长的手颤抖起来，几滴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可我一直以为他生来就不会掉泪。

我又观察了一会儿这个奄奄一息的船员，生命正在慢慢地离他而去。在笼